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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8年12月13日，由北京大学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se）与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共同组织的inet-inse新结构经济学联合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成功举行。本次会议邀请国际国内20多名顶尖专家学者参与交流讨论。

 

会议首先由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学者朱利安·格威茨(julian baird gewirtz)发表《中国经济与40年改革》主旨演讲，以历史学家的视角，讲述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在中国过去40年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在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具有开明的思想、超越国界的视野，不拘泥与意识形态限制，积极听取东欧、西方、中国经济经济学家的见解。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西方经济学家的交流，对当今世界亦有启发。

 

专题研讨一“新结构经济学：导言”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从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思阐释为什么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提倡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国富论》书名中所表明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然后详细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结构经济学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及可能的研究方向。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提出现在处于世界走向的关键时点，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研究清楚，一是东亚经济成功的模式以及他们为提高其全球价值链位置所做出的努力；二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的新特征。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兼高级部长阿尔卡贝（arkebe oqubay)指出经济理论一定要切合政策制定，要对现实有作用。发展思路应该更加灵活，不应该认为私有就一定比国有高效。比如埃塞俄比亚航空是１００％国有，但是非常成功。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应该帮助国家应对变化的经济环境。

 

专题研讨二“新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历史”由《金融时报》驻京记者杨园（yuan yang）担任主持。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阿斯维妮·德什潘德（ashwini deshpande）主要谈到了公平及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她倡导经济学界应重新认识发展的意义，改变一成不变的追寻硬经济指标的思想，将目光转向诸如“教育、平等”这类社会软指标上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雷鼎鸣（francis t. lui）讲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部分局限性，并肯定了新结构经济学在将制度变化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理论架构的突破；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塞莱斯汀·孟加（célestin monga）则比较了发展经济学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意义，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克服了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将政府政策和市场联合起来，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情况出发，是一门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unuwider研究所所长、哥本哈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费恩·塔普（finn tarp）则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因素出发，肯定了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所具有的完备性，并对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和能力寄予厚望。四位学者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不同见解”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经验各抒己见。

 

专题讨论三“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40年”由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经济学家高旸（jack gao）主持。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所长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首先就中国过去40年经济成就的主要驱动力以及目前面对的挑战发表了意见，认为过去4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充足且优质的资本投资。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处理债务问题和需求风险的有效办法，二是能否在出口拉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首先从政府对企业干预的角度总结了“结构”的两种含义，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发展结构经济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种更好的生活不仅体现在财富的增加，更体现在经验的积累和对未知的探索等方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就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奇迹最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思想的转变，，并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补充说明。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朱晓冬结合自己的实证研究，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不是投资，而是生产率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主要得益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指出，中国很多企业家和基层政府官员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这对发展当地经济至关重要。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朱利安·格威茨(julian baird gewirtz)强调了中国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他指出，尽管政治不应该干预经济，但是在中国，政治因素一直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这一影响也将长期存在，并就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从中国经济改革中学到什么这一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在之后的讨论环节中，与会嘉宾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展开了激烈讨论，并针对有关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债务问题以及中国经验给非洲发展带来的启示等提问分享了精彩见解。

 

午宴上，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的主持下，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格里芬经济学系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罗杰·梅森（roger myerson）发表了《乡村社区和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认为经济学发展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社会中社区是如何组织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忽视了比较地方政治的发展理论是不完整的。他从传统社会的社区和现代社会的地区与国家关系更迭的角度出发，介绍了henry sumner maine（19世纪英国的法律史学者）在传统自治村和封建庄园方面的重要研究，提出经济增长依赖于政治领导者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地方政治资本对于人类改变世界和实现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演讲结束后，与会者就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中国的民主、地方政府腐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专题研讨四“新结构经济学与非洲经济”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研究所所长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主持。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arkebe oqubay)指出在非洲经济转型过程中中非之间在经济、历史方面的重要联结，强调了非洲领导者应该在政策制定方面向中国进行学习，并从中国是非洲发展所需借贷的重要来源这些角度去更好地理解中国对于非洲的意义。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所长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指出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低成本劳动力不再具有优势，非洲的经济增长处境会更加复杂，而在2.7%的人口增长率情况下，非洲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在这样的趋势下每年创造出2100万个就业岗位。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塞莱斯汀·孟加（célestin monga）谈到了中非问题中中国成为非洲经济新力量的说法，提出非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且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投资。非洲国家面临着更有限的约束，因此应从自身禀赋资源出发，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对而新结构经济学为此提供了有用的思路，中国模式是可学习的实用且具有常识的模式。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佛拉莎德·苏雷（folashadé soulé）从协商的角度出发，认为好的协商结果取决于非洲国家的能力结构，应加强不同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倾听与分享，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及中国社会，增进政策间的协调。具有中国知识的留学生可以成为协商者之间的重要联结。之后，与会者就中非借贷、长期与短期投资、债务问题、好的发展战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专题讨论五“经济哲学转变：东方与西方”由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主持。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东方和西方的哲学传统有共性的地方，也有差异。共性之处如理性原理和市场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从很早的时候就受到重视，如范蠡“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商之道。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政府比较重干预，中国人比较积极主动，中国治理也更多基于关系、道德而非法律。林毅夫教授进而对这些异同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汪晖指出一些心理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的不同，并从人文地理、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他指出中国领导层非常善于学习、吸收不同流派思潮，不过他们具有典型的工程师思维。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沈联涛（andrew sheng）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情境下的现实中常包含多种元素，主线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交叠。中国汉朝早期统治者更多采用一种法家思维，而后在内忧外患中，儒家思维开始占主线。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维森（韦森）认为人类社会政治体系源于不同的信仰，例举并分析了中国、英美、欧洲的政治体系如何为哲学和意识形态传统所塑造。随后，与会学者对对中国、美国、欧洲不同哲学传统的视角和观点，以及不同经济思想和框架对应的结果，进行了交流讨论。

 

撰稿：樊英、魏卓群

叶燕茹、周伊航